出身世家，秒杀鲜肉！他被称为清华男神教授，终生未婚却只做了一件事……
1997年，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，在清华走完了人生最后的路程。在这个他爱了70年、教了70年的校园，老人弥留之际的最后一句话是：“这里是清华大学。”他叫陈岱孙，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。
20世纪至今，中国的经济学家有很多，但是作为教育学家、教授经济学长达70年的只有陈岱孙一人。他80多岁时还给本科生上课，90多岁还带博士生，被誉为“中国经济学界一代宗师”。回顾自己的一生，陈岱孙说：“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，教书。”有人感叹，就这一件事，足以让人景仰百年。
1900年，农历庚子年的孔子诞辰，陈岱孙降生于福建闽侯的一个书香名门。祖父曾考得进士，供职翰林院。
陈岱孙是家中长孙，从小聪颖，于读书一事上极有天赋，家人对他也寄予了厚望，教育极为严格。
他六岁入陈家的私塾，国学方面，在祖父的督促下，学习了大量的中国典籍。西学方面，外祖父特意为他请了英文教师，自幼他的英文就很好。
在私塾生涯的后几年，陈岱孙意外地发现，家里有一个装满书箱的藏书阁楼。于是，在应付“正经书”之余，他便躲进阁楼贪婪地偷看各种杂书。
几十年后，他仍对此记忆犹新，“它们让我多了解一些社会的情况，开阔一些知识面。我觉得应该把这私塾外的胡乱看书，当作我童年学习生涯的一部分，它确是构成我一生知识结构的一部分。”
16岁那年，陈岱孙“半路出家”，考入当地有名的鹤龄英华中学，免修中文课，英文课也可不听课，只参加期末考试，他以两年半的时间读完了四年的课程。陈岱孙回忆起这段往事时，却觉得这样连蹦带跳的学习使他的数学遭了殃，也就“断绝了后来曾一度有意学习理工科的道路”。
1918年夏，中学毕业的陈岱孙到上海参加清华学堂的插班考试。有一天陈岱孙到黄浦滩散步，正待步入公园时忽然看到放在草地前沿的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，上书“华人与狗不许入内”几个大字。
陈岱孙觉得全身的血都涌向头部，对于一个热血青年，这样的凌辱是个“刺心刻骨的打击”，“只有身历了这种心灵创伤的人才会理解‘救国论’有其产生的背景”。
后来，陈岱孙被录取为清华学校高等科的三年级插班生。第一学年结束前，陈岱孙赶上了五四运动，他积极参加了游行、请愿、宣传等活动。
当时，他总觉得似乎有一个基本问题需要解决，想起了古书所说的“足食足兵”的重要性。积贫积弱显然是导致横逆的原因，那么，富强似乎是当务之急。
“只有富国，才能强民”。或许是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，陈岱孙在清华高等科四年级的时候，修习了“经济学概论”，打下了经济学基础，对他进一步选择自己的专业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清华学校1920级部分毕业生合影，中排左四为陈岱孙
清华学堂实行淘汰学制，在校的学生又都是经过层层选拔的优异学生，故而竞争极为激烈，但陈岱孙凭借天赋和努力，在两年后的毕业选拔中，成功取得了庚子赔款公费留美的资格，入读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经济系三年级，专攻经世济民的经济学。
在著名的制度经济学派大师康芒斯的指导下，陈岱孙于1922年获得威斯康辛州立大学文学学士学位。毕业时由于学习成绩优异，被选入全国性的学术荣誉学会，获得金质钥匙奖。
同年，陈岱孙进入哈佛大学攻读财政金融研究生。他的同班同学中，有后来鼓吹“垄断竞争”学说，当上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的张伯伦，有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奥林。
哈佛四年，成为了陈岱孙学习最紧张的年头。除了上课外，同学之间经常相互争辩，陈岱孙也时常参加这样的场合，但不久就感觉到自己学识的不足。
在此压力下，他发愤苦读，锲而不舍，“没有寒暑假，没有礼拜天”。四年中，他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。
尔后，他又去法国定居了半年，旁听巴黎大学的课程，在欧洲各国短暂游历。
1926年底，陈岱孙学成回国，被聘担任清华大学经济大学经济系教授，讲授“经济学概论”和“财政学”两门全学年课程以及“经济学讲更”和“农业经济”两门学期课。那一年，他才刚满26岁。
1928年夏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系系主任，1929年兼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。从此直到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，他一直在清华大学担任或兼任这三项职务。
抗战时期，陈岱孙跟随清华南迁昆明，与西南联大师生一起经历了艰难困苦、刚毅坚卓的八载。抗战胜利后，在时局危急之时，同张奚若、闻一多、朱自清、钱端升等著名民主人士一起，发表《十教授的公开信》，呼吁停止内战，反对独裁，要求和平建国。
陈岱孙在西南联大任经济系教授、系主任（后排左三）
在清华园，陈岱孙迎接了北京的解放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在新与旧的抉择面前，他拒绝上飞机南迁，毅然留下。
在清华，陈岱孙的授课风格很独特。经济学理论相对枯燥无趣，但是他的课却从没人缺席，每次一到陈岱孙上课，课堂总是爆满。
上课前一两分钟，陈岱孙就穿着熨烫妥帖的深黑西服和雪白衬衫，站在黑板前等待上课了。而他讲完最后一句话时。刚好下课铃响。大家都说，如果他讲课结束下课铃还没有响，那绝对是钟坏了。
他是个天生的教授，讲课言简意赅，不说废话。他讲课无讲稿，但学生课后翻阅课堂笔记时总发现，不增不减，那就是一篇浑然天成的好文章。
陈岱孙早在来清华报到的途中，就从同船的几位清华学生那里听说，清华教师在讲课时经常中英文夹杂并用，尤其是在讲到学术上关键的概念、词句时总要插进外文原辞。
年轻时的陈岱孙
这个轻描淡写说出来的小掌故让陈岱孙特别不舒服。他认为这是殖民地心态的表现。
到达清华之前，陈岱孙就在备课时一口气把所有在讲课中可能涉及的学术术语、概念和借以表达意思的词句都译成中文。从第一天上课起，他在课堂上就纯粹用中文讲，只在特别必要时才把原文写在黑板上当做注释。
这种讲法把陈岱孙累得不轻。因为他几乎全部的专业学问都是以外文的形式固化在脑海中的，用的时候直接拿出来就是了，现在则必须先作一次转换，实在别扭。
但他仍认为在中国学校的讲坛上，除了外文课或外籍客座教师授课外，一个中国教师用纯粹的国语来讲授应该是一个原则。
虽然担任教学行政和许多社会工作，但陈岱孙一直坚持不懈地在第一线从事教学工作和指导研究生工作。
晚年时的陈岱孙
“学然后知不足，教然后知困。越学多了越觉得不够越教越觉得困惑。不够与困惑就越要学”。由于年迈，不能亲临讲坛，他就在家里指导博士生、硕士生和青年教师。
陈岱孙从事教学70年，培养出的优秀学生数以千计，他的一生，都在为国家的高等教育事业、为他所深爱的经济学科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。直到80多岁时，陈岱孙还给本科生上课，90多岁时还带博士生，95岁时，依然主持博士生的论文答辩。
陈岱孙桃李满天下，但终其一生，都是孑然一身。
他在清华是出了名的单身贵族——长得帅，出身好，学问高，又绅士。他总是西装革履，衬衫熨得平平整整，即使在那个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，陈岱孙在西南联大依然着装体面。
这个剑眉、目光如炬、鼻梁挺拔的教授，脸上透露着坚毅的男子气质。陈岱孙如此儒雅高贵．以至于西南联大的女生们都一度把他奉为男神，视为择偶的标准。
课教得好，举止儒雅、谈吐幽默，陈岱孙本应有一段才子佳人的美好姻缘。然而，追求陈岱孙的人不在少数，他却依然独身一人。
陈岱孙的爱情经历，大家都不知道，亦不敢向他询问，他本人也一直三缄其口。
对于他终身未娶的原因，外界也有很多揣测。后来人们从他较好的朋友们的只言片语中，捕风捉影般打捞起了一段逝去的往事。
上个世纪初，风华正茂的陈岱孙与同学同时爱上了一个女子，双方约定，将来谁先获得博士学位，谁便娶那女子为妻。
年轻的誓言让两个少年心潮澎湃，不久，两个人便先后踏上了赴美留学的路。在哈佛，陈岱孙虚心苦读，他心中藏了那个女子，却守着那个年轻的诺言，从不与之联系，任岁月在字里行间流淌。
结果当陈岱孙还在信守诺言，终日泡在图书馆里苦读时，他的同学早已略施小计，捷足先登了。笃行君子之义的陈岱孙受到了重击，从此便独善其身。
或许正因为陈岱孙一生的心思都在教学上，条件优越的他没有风流才子的花边新闻，才让人们对他的感情生活有了许多揣测，几个传说无疑给他并不波澜壮阔的人生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。
回顾自己的一生，陈岱孙极为谦虚地说：“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，教书。如果有下辈子，下辈子还教书。”短短的几个字，概括了一代大师平凡而杰出的一生，让人不由感叹，只此一件事，便足以让人景仰百年。
1997年7月27日，陈岱孙平静地走了他97年的人生旅程，生命的最后时刻，他对护士说：“这里是清华大学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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